《交锋三十年》全书充满了这样的小故事大争论，读者可以理解，每一次历史点滴的进步，都是各方力量艰苦博弈的过程。也正是有了一次又一次的小成果的累积，让我们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三十年过去了，有人开创它，有人记录它，都是为了指向更美好的未来。那么未来的中国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能不能从这三十年的历程中梳理出一些有用的线索？纵览《交锋三十年》，人们的利益趋向于多元，三十年的改革塑造。从观念之争到利益之争：对于1978年到1997年的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冲破“个人崇拜”，第二次冲破“计划经济崇拜”，第三次冲破“所有制崇拜”），作者认为反“左”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早期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厚，而越到后来，利益博弈日益凸显，思想纷争和利益诉求纠结在一起，情况越趋复杂。前三次争论，因为有伟人在，可以一锤定音，今天则是众声喧哗莫衷一是。这样一种从单纯到复杂、从思想到利益的变化，其实也与人们的生活感受若合符节：1980年代是理想主义时代，是诗歌的时代，进入1990年代后，人们越来越功利，即便有梦想也与诗歌无关了，甚至也与真理无关了。一如作者所说：“第一次大争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双方的较量从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展开，有人说是从哲学开头，有人说是‘文章救国’。今天的人回忆起来，也许会惊奇于那时候一篇篇文章的震撼力。因为在今天，实际利益的纷争渐成为焦点，人们对哲学与文章的兴趣与注意力减弱了。”政改由大胆说到小心做：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改革其实是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的，意即从粉碎“四人帮”和突破“两个凡是”以及相应的权力调整开始，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上述动作实际上只是“拨乱反正”恢复秩序，似乎还谈不上改革。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从邓小平1980年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开始算起，而本书作者也为此专门写了一节，并名之曰“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道闪电”。今时今日，这篇讲话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邓小平把政治上的种种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这一高度后来者尚未超越。“邓小平这个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专门报告。讲话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和主要内容，并且就改革的具体操作和突破口提出了设想，理论界普遍认为这个讲话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这之后的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谈政治体制改革时则强调了另外的侧重点，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987年十三大召开前后，政治体制改革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大热点，并在党政分开等方面取得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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