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启升，辽宁省大连市人，1943年12月出生。海洋渔业资源与生态学家。
1981-1984年赴挪威海洋研究所、美国马里兰大学、华盛顿大学作访问学者,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历任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学术局委员兼渔业科学委员会主席等职。1994年至今任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职中国水产学会理事长、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及专业组组长、国家863资环领域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学部专家咨询组委员、国家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成员、国际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GLOBEC）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联合国海委会大海洋生态系咨委会委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水产学科首席科学家、中国海洋大学兼职教授、博导和水产学报副主委等40余项国内外学术职务，山东省第八届政协委员，山东省第十届人大代表。2006年5月25日在中国科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科技协会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他长期从事海洋生物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利用研究。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重视海洋生态系统的研究，推动大海洋生态系研究的发展，参与国际海洋生态系统重大研究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开拓了我国大海洋生态系和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研究。在我国海洋渔业生物学、渔业生物学、资源增殖与管理、远洋渔业和海洋生态系统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有重要学术意义和重大应用价值的成果，为我国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研究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做出了突出贡献。主持完成的“渤海渔业增养殖技术”和“海湾系统养殖容量与规模化健康养殖技术” 等2项科研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白令海和鄂霍次克海狭鳕渔业信息网络和资源评估调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另有“渤海生态系统动力学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中国海洋渔业生物学”等6项成果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励，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发表论文、专著220余篇册。先后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农业科技先进工作者”、“全国农业教育、科研系统优秀回国留学人员” 等多项国家、省部级个人荣誉称号；2004年获得“青岛市科技功勋奖”、2005年分别获得“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及“首届中华农业英才奖”。1999年被科技部聘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规划项目（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主持“东、黄海生态系统动力学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并于2004年荣获国家973计划先进个人称号。2005年作为首席科学家申报的第二个973项目“我国近海生态系统食物产出的关键过程及其可持续机理”获得科技部批准。
他长期从事海洋生物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利用研究。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重视海洋生态系统的研究，推动大海洋生态系研究的发展，参与国际海洋生态系统重大研究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开拓了我国大海洋生态系和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研究。在我国海洋渔业生物学、渔业生物学、资源增殖与管理、远洋渔业和海洋生态系统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有重要学术意义和重大应用价值的成果，为我国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研究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做出了突出贡献。主持完成的“渤海渔业增养殖技术”和“海湾系统养殖容量与规模化健康养殖技术” 等2项科研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白令海和鄂霍次克海狭鳕渔业信息网络和资源评估调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另有“渤海生态系统动力学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中国海洋渔业生物学”等6项成果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励，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发表论文、专著220余篇册。先后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农业科技先进工作者”、“全国农业教育、科研系统优秀回国留学人员” 等多项国家、省部级个人荣誉称号；2004年获得“青岛市科技功勋奖”、2005年分别获得“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及“首届中华农业英才奖”。1999年被科技部聘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规划项目（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主持“东、黄海生态系统动力学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并于2004年荣获国家973计划先进个人称号。2005年作为首席科学家申报的第二个973项目“我国近海生态系统食物产出的关键过程及其可持续机理”获得科技部批准。
▲赵法箴，山东省莱州市人，1935年5月出生，中国工程院院士。
1958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水产系，现任黄海水产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中国水产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常务理事兼“生态学”分会副理事长，全国海洋资源研究开发保护专家组成员，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青岛市第八届人大代表，山东省五届人大代表，第七～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60年代初首次完成中国对虾幼体发育生态研究，为对虾全人工育苗奠定了基础。60年代中期，主持研究小面积对虾养殖示范获得成功，同时取得中型和大型水面养殖对虾研究成功，开创了中国的对虾养殖业，70年代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对虾养殖高产试验和开发饵料的研究，获全国科学大会奖。80年代主持国家攻关项目“对虾工厂化全人工育苗技术”研究取得成功，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金奖；“对虾人工配合饵料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撰有《对虾幼体发育形态》等论文30篇。主要著作有《对虾养殖》、《人工养殖对虾》（1979）、《对虾幼体发育形态》（1965）。《对虾人工育苗及精养高产技术的研究》1978年获全国科技大会奖。《对虾人工配合饵料研究》1987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对虾工厂化全人工育苗技术》198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特别奖金奖。1986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0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4年被授予“第五届光华工程科技奖”工程奖。
▲雷霁霖，男，1935年5月生于福建宁化，畲族。1954－1958年就读于山东大学生物系动物专业，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工作，是国内外知名的海水鱼类养殖学家。40多年来，始终坚持在科研生产第一线，系统研究了22种海水鱼类的增养殖理论与技术，其中8种已实现产业化，他以亲身实践丰富了鱼类养殖学理论，引导了海水鱼类养殖向工业化方向发展，是我国海水鱼类增养殖学科带头人、工厂化育苗和养殖产业化的主要奠基人。
上世纪60年代，他率先突破了梭鱼人工繁殖技术，探索了多种海水鱼类育苗工艺；70年代首创海水鱼类工厂化育苗系列技术；80年代率先完成工厂化育苗体系构建，北方网箱养殖和放流增殖获开创性成果；90年代，真鲷工厂化育苗技术达国际先进水平，社会经济效益显著，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他于1992年首先从英国引进大菱鲆良种，突破了育苗关键技术达国际先进水平；创建符合国情的"温室大棚+深井海水"工厂化养殖模式，掀起了中国海水养殖业的第四次产业浪潮，近5年累计创产值逾70亿元，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此大菱鲆的引进被誉为我国当代最成功的海水鱼类引种范例。
雷霁霖相继主持和完成 "国际合作"、"国家攻关"、"攀登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重大项目，研究成果卓著。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2项（第1名和第3名）、杜邦科技创新奖1项（第1名）、省部级奖多项和山东省“富民兴鲁”奖章、青岛市突出贡献人才奖。发表论文120余篇，专著和合著7部。培养博士、硕士6名。他治学严谨、学风正派，勇于创新、事业心和责任感强，对我国的水产科技和产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生物学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洵
徐洵院士是我国海洋生物基因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她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她用自己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学术造诣与理论水平，孜孜不倦地工作在海洋科研第一线，开拓了国海洋环境基因工程这一崭新领域，为我国海洋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徐洵院士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海洋基因工程实验室。徐洵院士创建的海洋生物基因工程实验室是国家海洋局的重点实验室，现已更名为“国家海洋局海洋生物遗传资源重点实验室”。在徐洵院士的带领下，实验室科技人员完成了多项国家、省部局级重大攻关项目，使我国海洋基因工程技术得到飞速的发展。在2002年科技部组织的以海洋领域的院士为主的专家组考核评审中，该重点实验室评定等次为优，整体水平国内领先，部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该重点实验室正积极申报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徐洵院士为基因工程技术应用于海水养殖作了开拓性工作。她首先从我国三种海鱼的脑下垂体中分别提取和克隆了鱼的生长激素基因，经过多年的努力，构建了可供生产用的高效表达基因工程酵母菌，其发酵产品可促使高档海水养殖鱼类快速生长，鉴定委员会认为该项成果“进入了国际先进水平”。网箱养殖试验表明含该发酵产品的饲料能使养殖产量增加20%以上，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目前该成果已经通过了专家验收，并已有多家国内外公司愿意合作开发。同时鱼生长激素基因也是我国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知识产权的海洋生物基因。
徐洵院士是将基因工程技术应用于海洋环境病原生物污染监测的第一人。1995和1998年国际有关学术会议都特邀徐洵院士在会上作有关“分子生物学技术对海洋环境污染研究的应用”的专题报告。该技术经专家组鉴定认为“成果达国际先进水平，其中关键的技术TCA制备法属国际领先”。几年来实验室利用该技术对吕泗、山东、福建等地海域进行了十一个航次、几十个站位的监测，为海洋病原污染作了及时的预报，为防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此外，她还应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效应专家组提出的“优先研究和发展重金属污染引起的生物效应监测技术”全球环境战略的要求，在中国率先建立了酶标免疫法检测重金属污染引起的海洋生物效应，这是一项早期、灵敏的污染监测技术。由于徐洵院士在海洋环境监测这一重要领域的开创性工作，美国海洋环境研究所特聘她为该所高级科学顾问。
在世界上率先破译对虾白斑杆状病毒（WSBV）遗传密码。1993年以来对虾病害已在我国造成上百亿元的经济损失，至今仍无良策。只有了解其主要的病原—白斑杆状病毒的基因结构，揭示病毒感染增殖的机理才能采取有效对策，但在对虾细胞的培养尚未成功的情况下，从病虾组织直接提纯病毒是非常困难的。这项工作在徐洵院士指导下取得了重大突破，实验室在世界上第一个得到完整的杆状病毒全DNA，随之成功地建立了对虾杆状病毒基因检测技术，灵敏度高达102, 可对水环境、底泥、虾苗、亲虾活体和饵料等作病毒的检测，为控制养虾环境，掌握病毒感染途径与指导防治提供了有力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在她的亲自带领下，实验室科研人员通过艰苦努力测定了含30万个碱基对的对虾病毒基因组全部序列，在世界上率先破译对虾白斑杆状毒遗传基因密码。这一成果被评为“1999年中国十大基础科学研究新闻”、“2000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被破解的海洋动物病毒的基因结构，为人类认识海洋环境病毒的特性及作用机理提供了首例模型，为控制海洋病毒奠定了基础。美、加等国专家来访后都高度赞赏并要求合作。1998年初外国基因结构专家专程从美来华对该项目进行评议，给予了极高评价，主动介入并由科技部生物工程中心、北方基因中心及美方公司共同出资500万元以完成全部基因分析工作。目前该项工程水平处于国际前列，它奠定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学术领先地位。
徐洵院士的一系列科技成果，具有潜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徐洵院士除重视应用基础研究外，还十分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着眼于利用生物工程技术为国家利益维护和经济建 设服务。在她的积极推动下，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分别与中国大洋协会、福建省科技厅在海洋生物遗传资源重点实验室的基础上共建成立“中国大洋生物基因资源研究开发基地”和“福建省生物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致力于科技成果转化。重点实验室的科技成果目前有的正在推广应用，有的正处于中试阶段，预期前景可观。
徐洵院士作为访问学者曾两度在美国加州大学USCD分子遗传学中心工作，构建了多种海洋生物基因文库，并从海洋低等生物中发现了人的功能蛋白原始基因，这一新发现对分子进化研究有重大意义，为国际所瞩目。当时，美
国德州大学的分子生物研究所圣来尼奥所长力邀徐院士主持他的实验室，并许以高薪、全家定居、终身职位等优厚待遇，这比她在国内的工作条件和待遇高了很多，但她不为所动，她首先想到的不是待遇和工作环境，而深知自己事业在中国，自己是新中国培育的科研工作者，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个人的一切离不开祖国的培育和扶植，理应按期回国，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昌盛尽心尽力，为祖国在该研究领域处于世界先进之林而拼搏。她毅然告别美国回国，充分表达了知识分子热爱中国□领导下社会主义祖国的赤诚之心和对我国科学事业执著追求的高尚品德。
徐洵院士不仅在科研上硕果累累，成绩显著，而且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是桃李芬芳满天下。不论是在中国科技大学工作期间还是在海洋科研工作中，她都以高尚的“人梯”精神悉心培养跨世纪人才。她时常鼓励和引导中青年科技人员讲理想，讲奉献，勇挑重担，同时她还创造条件和机会，给他们一个广阔的舞台，让他们充分发挥才能。在她的多次坚决要求下，所里2002年同意她从重点实验室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让年轻科技人员当主任、副主任，给他们压担子，而她则担任名誉主任居后指导。在她的精心培养下，一批年轻的科技人员正茁壮成长，有的已经成为国家“九五”、“十五”攻关课题的主持人，有的已脱颖而出，成为科研领域的业务骨干。作为1990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第一位博士生导师，徐洵院士在教书育人过程中治学严谨，为人师表，同时还注重学生的道德品德修养，经常和他们一起谈理想，谈人生价值。她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对那些有理想，有抱负和知识面宽，业务基础扎实的学生她都积极推荐，选派出国攻读博士或深造，并教育和鼓励他们学成后为祖国的科研事业做贡献。几年来她先后培养了硕士和博士生20多名，为祖国的科研和海洋事业输送一批高、精、尖的人才。
我国著名水生生物学家陈启鎏，1913年6月出生于阳江县塘口乡（现阳西县塘口镇）大车村。在村里读完小学后，入奋兴中学读初中。他从小勤奋好学，对昆虫鱼类特别有兴趣，课后常到田野细心观察各种动物活动情况。1924年，他考入广东两阳中学读高中，该校学生勤学钻研的风气很浓。陈启鎏更是一心向学，成为班中成绩最好的学生。1927年，他考入中山大学生物系。
当时军阀混战，民生凋敝，大学毕业很难找到工作。陈启鎏从中大毕业后，经多方周折，才在韶关当上中学教师。然而他的理想是当生物学家。因此，他一边教书，一边继续备考，特别认真复习生物学。不久，他考上浙江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水生生物学。
在浙江大学学习期间，陈启鎏非常勤奋，他博览中外生物书籍，查资料，做卡片。他的英语特别好，很多外文资料，翻译成中文，然后摘录，为以后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5年于浙大研究生院毕业后，陈启鎏被分配到在上海的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工作，同时在该研究所工作的还有竺可祯、彭加木等著名科学家。当时我国经济落后，货币贬值，物资供不应求，科研条件很差，没法找到实验基地。这些有学问的热血青年都抱负很大，梦想科学救国，干出一翻事业来报效国家。陈启鎏研究淡水鱼的养殖和鱼病防治，所里没有试验基地，只有到附近农村调查研究，和农民交流淡水养殖和鱼病防治。他把研究取得的一些成果，写出多篇试验报告和论文。但在那个年代，研究成果不能广泛推广，只能是纸上谈兵。1949年，淮海战役之后，解放大军直迫上海。国民党对中央研究院的140多名学术精英软硬兼施，千方百计要把他们迫去台湾，为蒋家王朝服务。这批学者看到蒋家王朝已穷途日暮，不愿再为他们服务。这时中共华东地下党组织，特别是陈毅对这批科学家十分关注，指示党组织要千方百计把他们留下来。党的地下组织通过各方面关系引导他们，又帮助他们用各种办法摆脱国民党的控制，并对准备留下的学者暗中保护。陈启鎏早已看透国民党的腐败，决心留下来。他和竺可祯、彭加木等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引导和帮助下，甩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转移躲避起来。地下党组织还给他们送去生活必需品，并在社会上散布一些假消息，说这些科学家已去台湾。他们终于留下来和大家一起欢庆上海解放。
1950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在上海成立，陈启鎏负责水生生物的研究工作。1954年经政务院批准，动物研究所分成几个专业研究所，其中水生生物研究所分到武汉，所址在武昌东湖。陈启鎏曾任该研究所鱼病学研究室副主任。
随着淡水养殖事业的蓬勃发展，淡水鱼苗的人工繁殖和鱼病的防治成为研究所的主要课题。特别是包括粘孢子虫各种病原体引起的鱼病普遍发生，就成了科研重点。陈启鎏带领课题组的部分科研人员，顶着烈日暴雨，不顾酷暑严寒，足迹遍及浙江、江苏、广东、广西、湖北、湖南等地淡水养鱼的池塘、水库、河道及一些小型湖泊等养鱼水体，进行调查研究，设立工作站，免费为渔农医治鱼病，了解与掌握鱼类寄生虫以及鱼病发生、流行和防治情况，收集了大量有关标本和资料。经过五年的努力，他们对我国重要养鱼区的鱼病种类及其流行和危害情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先后在国内一级刊物发表了《青鲩鳙鲢四种家鱼寄生原生动物的研究》等论文，揭开了我国鱼病防治的新一页。该论文1956年获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成果四等奖。
1958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与前苏联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协作，进行了我国辽河鱼类寄生虫区系调查，收集了较完整的标本和资料，包括15个类群的鱼类寄生虫共302种，其中粘孢子虫52种，写出了多篇论文和调查报告。一些标本资料由陈启鎏签发，与苏联交换。苏联的科研人员不顾修正主义势力的阻挠，也给我们寄来了很多有关珍贵资料和科研成果。
1962年，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根据国家科委下达的1963～1967年基本查明全国鱼病和病原区系的科研任务，陈启鎏又一次组织全国有关科研人员20余人，以湖北省作为调查试点，全面收集包括粘孢子虫的各种鱼病和病原体大量标本、资料，加上原来的资料，通过鉴定、整理、研究，编写成《湖北省鱼病病原区系图志》，1973年出版，多次再版重印发行。1978年获湖北省科学大会奖。台湾曾有人将该书更改作者姓名，盗版印刷发行，陈启鎏知道后很气愤。后经中科院出面交涉，要求台方赔礼道歉，书作者用陈启鎏姓名，并赔偿经济损失，维护了知识产权。1961 1975年间，陈启鎏还有《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鱼病调查手册》（1961年第一版）、《鱼病防治手册》（1975年出版，1978年获湖北省科学大会奖）等专著，共160多万字，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对淡水鱼养殖作出了重大贡献。
正当陈启鎏准备攀登淡水鱼养殖科研的峰颠时，来了“文革”的风暴，科研工作被迫中断，几十年辛劳搜集的标本和资料，很多被视为封资修材料，付之一炬。更始料不及的是，他当年留下来不去台湾，被怀疑为潜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跟原苏联交换协作科研资料，也被诬为“里通外国”。他先是靠边站，接着挨批斗，检查所谓“叛国”罪行，隔离审查；最后检查不出什么“罪行”，又说他顽抗到底，把他关起来，长达一年之久。期间，不准看报、通信，不准见亲友，每天只有半小时到监禁大院放风。陈启鎏在逆境中，对自己仍很有信心。他扪心自问，确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坚信始终会把问题弄清楚。但他最痛惜的是白白度过了他能搞科研的大好时光。
“文革”终于在粉碎四人帮后结束了，科学事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这时陈启鎏已年过花甲，虽经历了这场政治风雨的磨难，但他还志不减当年，决心把失去的时光加倍夺回来。他带领课题组的科研人员下基层搞调查，做试验，还担任研究生导师。
随着现代生物学的发展，一些分子生物学的技术已开始应用于粘孢子虫的研究。陈启鎏带领课题组人员和研究生，走在科研前沿，决心攻下重要鱼病原体之一的粘孢子虫的防治、生活史及其系统进化的难题。他们应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技术和方法，探讨粘孢子虫的免疫机理，制备了抗萨斯塔角形虫的多克隆和单克隆抗体；应用DNA分子杂交技术，研究粘孢子虫生活史，以期最终阐明其感染途径和生存规律；通过DNA、蛋白质、同工酶的比较等系统科学方法，探讨其系统进化规律，建立更合理的粘孢子虫自然分类系统。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他们取得了重大突破。除台湾省外，在全国30个省（区）的池塘、湖泊、水库及江河等不同水体采集的300多种鱼中，共发现粘孢子虫近600多种，为鱼病的防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依据，提出了有效生物防治和药物防治的方法，降低了鱼病的发病率，促进了我国淡水鱼养殖事业的蓬勃发展，为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水生生物的科研中，陈启鎏作为带头人，始终忠心耿耿地对待科研事业，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一丝不苟的精神做好科研工作，1990年为该所研究员。他虽年事已高，仍站在科研前沿，深入鱼区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了解掌握当今国际高科技情报信息，理论联系实际，采用国际最先进的手段，通过试验、观察、分析、对比，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积累了大量资料和科研数据。陈启鎏先后发表《中国淡水鱼类寄生虫区系及鱼病防治的研究》（1986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国淡水鱼类粘孢子虫的研究》（2000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粘孢子虫的研究在渔业上的经济意义》等学术论文40多篇，专著有《鱼病的调查手册》和《鱼病的防治手册》。由他主编出版的《中国淡水鱼类寄生粘孢子虫志》，根据原生动物分类法从新提出粘孢子虫纲的新分类系统。在进行科研编著的同时，陈启鎏还多次接受培养研究生的任务，培养了一大批研究生和青年科研人员。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陈启鎏进入耄耋之年时，仍不顾年高体弱，接受主编600万字的《中国动物志》的艰巨编写任务。他用了近十年的时间主编这部书，除指挥成百编辑人员日夜奋战外，自己还亲自编写水生生物部分的《粘体门粘孢子纲》。他殚精竭思，呕心沥血，为我国的科研事业躹躬尽瘁，直至最后患了脑萎缩症，才无可奈何地退出他战斗了一生的生物学研究舞台。
鉴于陈启鎏科研成就卓著，1991年7月国务院给予他特殊津贴。2001年，他获得全国科学成就二等奖。他曾当选为湖北省政协委员、中国动物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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