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说过这样一句话：“做我们这行的，一般都不会有好下场，完成任务之后能死于一颗子弹，已是最好的结局。”
潘汉年是当年我军的情报部部长，有“千面谍王”的称号。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为我军提供过无数情报的地下人员，却曾秘密会见过汪精卫。
1943年，延安方面从两条渠道得知这样一个消息：情报部部长潘汉年，秘密会见汪精卫。
当时潘汉年前往敌占区已经得到了饶漱石的批准，回来之后也向饶做了汇报，但是这个汇报里边只字未提见到汪精卫一事。
同时，说是秘密会见，可国民党的报纸却刊登了这一消息，并且借此对共产党展开舆论攻势。当时我党中央领导对此感到很意外，因为潘汉年是老革命了，他对党的忠诚无需质疑，凡是重要事项都会给中央报告，按理说不该出现这种情况。
康生立即就给潘汉年去了电话，问问实情到底如何。潘汉年在电话中表示传言并不属实，自己没做过这种事。
情报人员在当初那个环境中孤身一人深入敌后，身边群狼环绕，人心难测。中央想要监督这种人根本不现实，那么他们靠什么保证地下人员没有叛变？唯“信任”二字。
潘汉年就是如此，中央信任他，也理解他。长期在敌后工作的人，周边人际关系复杂，眼目众多，为了探取情报经常会使用一些必要手段，如果这时候组织对他产生了不信任的情绪，对地下人员来说很不公平。
然而，仅仅两年后饶漱石又一封电报传到延安，电报表明潘汉年和李士群等亲日人士关系密切。
这里要强调一下，潘汉年不是我们认知中那种隐瞒身份的情报人员，他在敌后的身份几乎是透明的。不论是国民党还是日本人，都知道潘汉年的真实身份。也正因为如此，他可以更好地掩护我方开展情报工作。
不过对于饶漱石的这一封电报，毛主席认为是饶漱石不了解情况，并没有因此追究潘汉年。在潘汉年来到延安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还对他说：中央信任你，外界的谣传我们不信，你也不用害怕。潘汉年见到中央如此相信自己，非常感激。
那么，潘汉年到底有没有见过汪精卫和李士群呢？
李士群虽然是亲日人士，可他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没多少重量，对此李士群也是心知肚明。于是，他就想着给我党提供一些日军的情报，给自己留条后路。
先前潘汉年去上海，就是为了见李士群，因为在前一年，李士群就给潘汉年提供过日军的扫荡计划。
然而李士群这次颇为狡猾，他接连换了好几个接头地点，才肯和潘汉年见面，并且要求潘汉年必须一个人到场。
潘汉年按时赴约，但是见到李士群后，李士群对于日军情报的事却是只字未提，而是东拉西扯说了一大堆废话。就在潘汉年不耐烦之际，李士群突然话锋一转，说：“汪先生听说你来了，很高兴，想和你见一面。”
潘汉年闻听此言汗一下就从鼻尖冒了出来，见还是不见？这时候请示中央是来不及了。伪军头目汪精卫想见自己，是否有什么重要情报？万一不见岂不是悔恨终生。最后，潘汉年一咬牙决定，见！
然而，汪精卫见到潘汉年后，没说什么情报的事，只是提出了想让共产党参加参政会的想法。潘汉年对此明确表示拒绝，之后汪精卫也没强求，谈话到此结束。
这时候潘汉年心里咯噔一下，想着坏了，这不是汪精卫要见自己，这是设下的一个局！
汪精卫其实对谈什么不在意，他在意的是跟共产党干部见面这件事。果然，在走出汪精卫公馆后，潘汉年发现周边有不少面容熟悉的国民党情报人员，这一下自己见汪精卫一事可是要传遍大江南北了。
看到这有些人可能会问，潘汉年将此事如实告知中央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隐瞒呢？
对此潘汉年的理由是担心自己见到汪精卫一事向组织解释不清，反而会被严重怀疑。
就这样，潘汉年的这个真相隐瞒在心底整整12年。
1955年，潘汉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他在给陈毅元帅的个人检讨材料中，说出了12年前面见汪精卫一事。潘汉年既然已经隐瞒了12年，为什么不继续隐瞒下去？这是因为当年“高饶”事件的发酵，毛主席明确提出凡是跟“高饶”有过牵连的人，都要主动把问题讲清楚。
陈毅了解详情后知道此事事关重大，必须跟毛主席说清楚。毛主席看了潘汉年的汇报后也是气不打一处来，他说：“当时不好说，为什么延安见到我时不说！”
潘汉年最初觉得跟饶漱石解释不清，那么后来康生打电话，在延安见毛主席时为什么也不说呢？这一点我们无从得知，只知道此事过后，毛主席给潘汉年做出了此人不可信任的批示。
几天后，潘汉年被公安部罗瑞卿亲自逮捕，关押了十多年。1977年，潘汉年因病去世，死后也没用真名下葬。
但是在1978年，中央又将此案重新审理，并最终确认为潘汉年没有背叛过组织，为其恢复了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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