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通常的理解是，大道无形，故旧形而上，器用之物为有形，是为形而下。“形而上学”一词与传统用法中的玄学、理学大体相通，现在则通指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或人文学科，“形而下学”则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近代中国学人将西文metaphysics翻译为“形而上学”，在学术上精细的理解和分析一直纷争无定论。 “上”“下”当然不会有争论，“形”上“形下”之分虽有不同的解释，但大体无异，但是何谓“形”，却无深究，“形”即不是道，也不是“器”，而是两者的中间，但也不是一条明确可用的分界线，没有这个“形”，当然无从论上下了，但是我们先人却没有直接说出“形”是什么，实际上他们是在更深的意义上把“形”作动词便用，“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 意思是说，可见则为象，具形则成器，“在天成象（天象可见），在地成形（形，名词，同器），”因此“形”的深层意义就是“成”或“化”：即“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中诸动词的用法，但“形”的这种意义与“易”有区别，“形”不是指事物的自身变易，而是人对事物的观点、方法和行为，它的主体就是人的理性，因此“形而是学”无论是作为思想、观点、方法或者是学术，其中的“形”的本义都是中国理性的体现，“形”就是广义的阐释，这是中国文化中最精粹最深遂的学术理性，“形而上学”一词也就是中国理性在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上最贴切的表达，这是近代中国学人在吸收西方学术思想后对中国文化思想的活化。在这种理解上，“形而上学”即是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也是中国传统学术活动，就是说中国的学术思想（即中国思想在学术方面）是以阐释的观点和方法从事工作的，“形而上学”熔铸了思想、观点、方法和结论于一身，是中国的学术典范，这是一种没有先入之见的实事求是的理性，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它区别于西方理性的从前提出发的演绎方法，中国的形而上学是自身阐释的，它同时是自身的元学，所以它是自足的，无矛盾自我完成的，所以它也不会有“哥德尔不完全定律（Godel's Incompleteness Theorem）” 的灭顶之灾，它自身不是一个定律，某个理论，甚至不是一种即成的思想则范，而是人的理性自身，所以你也不能用科学证伪之类理论来捕获它，因为你无法去证伪理性，你无法证伪你自己！“我思故我在”就是不可怀疑的，但笛卡儿和笛卡儿之后，西方理性只有这种灵光乍泄、绝响无回的一瞬，当然中国思想自身是不能形式化的幽灵，所以说，儒学站在科学的肩膀上，就是因为儒学是中国思想的具体化即学术化和社会化，它的阐释精神和阐释学方法形成了它的自身，在现代化潮流中它也将通过科学的自身元学化贯彻到科学中去。 “形”是中国的“形面上学”的表达核心，宋代的理学家由没有把握住对“形”的本义的理解，因此在对“气”“象” “器”等概念的争论中无法形成一致意见。在“形而上学”的这种真正的本义理解上，“形而上学”也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就是自为元学的真正哲学——元哲学，而不是永远无法逃脱被定义宿命的“哲学学”，由于“形而上学”一词还在不同的其它意义下使用，因此用“形而上学”代替“中国哲学”一词反而不方便了。也不能将本文中的用法简单引据用于其它情况中去，否则就是违背了“形而上学”，而这正是将西方学术方法套用于中国学术所产生的诸多混乱的原因。比如你不能简单地推论说中国哲学是非逻辑的，你当然可以逻辑地思考一个客观对象——这正是西方理学的精粹，但你无法把逻辑运用到逻辑本身——这正是现代逻辑和数现逻辑赖以生存但也无法逃脱的立身之地，逻辑学自身无明的麻烦是无法与中国哲学的透明性来相比较的。 形而上学（作为参考） 哲学术语，通常有两种含义： 指研究超感觉的、经验以外对象的哲学； 指与辩证法相对立的、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观察世界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常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它。 词源 “形而上学”一词原是古希腊罗得岛的哲学教师安德罗尼柯给亚里士多德的一部著作起的名称，意思是“物理学之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很多，他逝世300 年后，安德罗尼柯进行编纂这些著作的工作，他把论述超感觉的即经验以外对象的著作，安排在关于有形物体的学说即物理学的著作之后，并以此定名。这本书传到中国后，曾译作《玄学》，意在表明书的内容和中国魏晋时期的玄学有相似之处，都以超感性非经验的东西为研究对象。又由于中国《周易‧系辞》中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说法，意思是，在有形体的东西之上的，凭感官不能感知的东西叫做道；有形体的、凭感官可感知的东西叫做器。据此，严复把“物理学之后”译为“形而上学”。 概念的演变 形而上学作为研究经验以外对象的哲学这个含义，开始于古希腊，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具体含义又有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包括被后人称为形而上学的学科以及物理学等各门科学在内。物理学是研究各种可感知的实体的科学，是“第二哲学”；而形而上学则是“专门研究‘有’本身，以及‘有’藉自己的本性而具有的那些属性”的科学，由于这门科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最基本的东西，是其它一切事物所凭借的东西，所以属于“第一哲学”。亚里士多德在“第一哲学”中既研究超感性的东西如质料、形式、潜能、运动等，也研究超自然的东西如神、第一推动者等等。在欧洲中世纪，神学占统治地位，神学认为在感性的东西背后是支配一切的超自然的神。所以这时形而上学主要是指研究神和由神派生出的灵魂、自由意志等等的学问。 在16～18世纪欧洲的哲学中，“形而上学”一词仍然指研究经验以外对象的哲学。但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经院哲学受到批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更趋激烈，所以不同的哲学家对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内容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形而上学”一词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例如培根，F.认为，形而上学的主要对象是研究物体的永恒不变的形式，即规律。有些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形而上学的主要对象是抽象的理性或抽象的观念。在18世纪法国哲学中，“形而上学”仍指研究非物质的超自然的思辨哲学。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G.W.F.除了用“形而上学”一词指研究经验以外对象的哲学外，还根据西方近代哲学具有与辩证法对立的思维方法的特点，又用“形而上学”一词转指非辩证的思维方法。在哲学史上第一次赋予“形而上学”一词以新的含义。 形而上学思维方法 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把事物看成彼此孤立、绝对静止、凝固不变的，它只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某一事物的存在，忘记了它的产生和消灭；看到了事物的静止，忘记了它们的运动。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种方法虽然古已有之，但作为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则是近代的产物。15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末，欧洲一些国家的生产尚处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生产上使用的动力主要是水力、风力、人力、畜力等自然力，自然科学中比较完善的只有力学，自然科学总的还处于搜集材料阶段。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家为着深入地认识自然界各种运动形态的规律性，对各种现象分门别类地搜集材料，撇开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变化，暂时把它们作为一种孤立的、静止的、不变的东西进行观察、分析。这种孤立地、静止地考察问题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J.等人带入哲学领域，形成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造成了几个世纪特有的局限性，使这一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也带有机械的和形而上学的性质。 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同那个时期的生产和自然科学发展水平基本适应，也是人类思维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它在人类认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在对世界各部分的认识上，形而上学比古希腊的朴素辩证法要正确些。没有对自然现象分门分类的精确研究，要建立起揭示事物相互联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现代科学是不可能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第60页)。但是，当着科学的发展已经越过搜集材料和研究既成事实的阶段，进入整理材料和研究事物发展过程的广大领域时，当19世纪研究有机体活动发展过程和地壳形成过程的生理学、胚胎学、地质学等新兴的专门科学产生之后，形而上学成了自然科学发展的严重障碍。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和方法看待社会历史现象，就必然否认社会矛盾，否认发展和否定社会革命的作用，把资本主义世界视为永世长存的东西，所以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反动阶级总是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作为维护其统治的思想工具。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进行了彻底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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