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历史文化
天津是北方地区妈祖文化的中心，故有“南有湄洲妈祖庙，北有天津天后宫”之说。妈祖文化是天津历史文化的重要渊源之一。“先有娘娘庙，后有天津卫”的民间谚语，充分说明妈祖文化在天津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天后宫为中心的古文化街已经成为享誉中外的观光胜地和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以文化街和海河为依托，举办首届天津妈祖文化旅游节，有利于保护和挖掘天津的历史遗存，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利于增强同全世界华人，特别是港、澳、合同胞的感情交流，加强海峡两岸的友好往来与合作；有利于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和影响力，带动文化、旅游事业和地区经济的加快发展。天津市人民政府将举办天津妈祖文化旅游节列入今年市政府20件实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海内外的积极响应。经初步接洽，台湾、香港、澳门和福建地区的民间组织和旅游部门将组织近千人来津赴会，共襄盛举。
天津历史文化漫步。
（1）古代天津，据发掘出土文物的考证，早在战国时期已形成若干先民的聚落点。然而，在西汉时发生过一次大范围的海浸，滨海平原淹没，汪洋一片，荒无人烟。尔后，随着海河水系的形成，聚落始繁。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的村落名曰“直沽”，位于海河汇流源头的三岔口，故又名“三汊沽”。后人曾形象地称海河为“母亲河”，称三岔口为“天津的摇篮”。比喻生动亲切，深入人心。
（２）直沽依河生息，先民除农耕外多以捕鱼为业，故史书称“初仅一渔堡耳”。早期人文心态如何，文字记载阙如。直沽地处北陲，远离中原文化，发展滞后。先民无法解释许多自然现象而产生一种恐惧心理，遂以敬神驱鬼、祈福消灾的迷信活动作为精神支柱。这一点，从许多墓葬中随葬的神佑与避邪的祭物，可略见其端倪。
（３）隋唐时期佛教文化已传布北疆。唐贞观年间李世民率师远征辽东，奏捷回朝途经直沽，驻跸于海河岸边的庆国寺，同行的鄂国公尉迟敬德在庙中挂甲，李世民遂敕赐更名为“挂甲寺”。这一掌故未见正史记载，属口碑史料，县志对此有所记述，足以凭信。由此可知，至迟在唐朝初年佛教已传布直沽，寺庙当不止庆国寺一处。据史书记载，元至正年间，有天竺（印度）僧人海会结庵于城西北海会寺，说明直沽当时的佛教已形成一定气候。明清时期，佛寺香火日炽，城厢内外寺庙多如繁星，《津门保甲图说》中有图为证。清康熙年间，天津有两位诗僧：一是大悲院的世高，一是海光寺的成衡，结交名士，吟诗作画，传为禅林佳话。近代又出现两位高僧：一是弘一（李叔同），一是倓虚（王福廷），修持谨严，造诣厚重，前者被尊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世祖”，后者被列为“天台宗第四十四世法嗣”，声名远播海内外。因此，天津的佛教文化渊源不容忽略。
（４）元朝定都于大都（今北京），粮食、布帛皆仰给于江南，为此开辟了海上运输线，漕运文化、妈祖文化伴随而来。直沽是漕运的终点码头，为祝祷航行安全，在大、小直沽先后建造了两座天妃宫（天宫后），每当漕船抵达，官员隆重举行酬神祭典，成为直沽社会生活的一大盛事，从而活跃了天妃宫周边的商家生意。天妃宫的建立，可视为天津城市发展的历史坐标，故古谚有云：“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城。”天妃即妈祖，传说中的护航“女神”，在“落户”直沽以后，又演化为兼司护佑妇婴包括生儿育女的“子孙娘娘”，成为津沽妇女至尊至爱的膜拜偶像；后来又被颂为“三津福主”，俨然天津城的保护神了。至康熙年间，又推出“天后出巡散福”盛会（皇会），届期全城载歌载舞，万人空巷，犹如西方的“狂欢节”。妈祖文化渗透民俗民风领域，构成直沽文化的一大特色。
（５）明朝永乐二年（１４０４）天津命名，设卫筑城，奠定了城市发展的基石，再过两年，就迎来建城６００周年。天津设卫，成为拱卫京师的屏障，军旅常驻，商贩云集，流动人口激增，显现出移民城市的特征，文化上亦然。
《天津卫志》载称：“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也就是说，天津接纳了戍边、漕运、经商、逃荒的大批移民，伴随而来的是军旅文化、运河文化、江淮文化、闽粤文化、伊斯兰文化，尤应提出的是语言文化。据语言学家考察，别具特色的天津话，母语源于江淮，人口构成的变化铸造了天津方言。伊斯兰文化是随同回民迁徙而传入的，设卫之初落户津北天齐庙、穆庄子（后合并称天穆村），建造了清真寺，清真菜肴也逐渐推广开来，成为天津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方杂处，风情各异，移民文化丰富了天津历史文化的内涵。
（６）清雍正二年（１７２５）天津改卫为州，旋又升州为府，强化了天津的城市地位。天津“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有利于商旅往来与物产集散，是北方重要的水陆码头。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开埠以后，内外贸易迅速增长，码头经济更趋活跃。经济发展扩大了文化发展空间。
自清代中叶以来，码头周边陆续出现了许多茶馆、书场、戏园，外地伶人纷至沓来，名曰“跑码头”。原来农村的野台子戏班走进城市舞台，评戏、河北梆子等地方戏扎根天津，唱遍北方，因此视天津为“发祥地”。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各种鼓曲走俏津门，名角辈出，为此赢得“曲艺之乡”美誉。独具地方风格的社火（民间集体游艺活动）由来已久，代代相传，活跃于乡里。民间习武之风始终不衰，武林高手霍元甲、曹金藻被称为“回汉双侠”，闻名遐迩。民间工艺精美无比，杨柳青年画早在清初就已经远销“三北”地区；张明山家族的泥塑，雅俗共赏，誉满三津；砖雕、木雕、风筝、绒花、剪纸的制作，都有独到之处。凡此种种，无不具有码头文化的魅力。尤应提及的是，民国以后，武侠、言情、警世、评书之类的通俗小说，覆盖文化市场，并造就出一批通俗小说作者，其中名家如刘云若、还珠楼主、郑证因、宫白羽等人的作品，脍炙人口，畅销一时，天津因此被称为“通俗小说北方创作中心”。码头文化具有平民性与亲和力，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又称市井文化。
码头文化属于俗文化范畴。曾有这样一种说法：具有俚俗特色的天津文化可称之为“卫派”文化，与“京派”文化、“海派”文化形成鼎足之势。
（７）天津历史文化沿着两个层面发展，既有“下里巴人”，又有“阳春白雪”，即儒雅文化。
在“康乾盛世”时代，天津文坛欣欣向荣，一派生机，这与富有盐商对文化的投入有直接关系。其时，盐商与缙绅热衷于筑造私家园林，不下二三十处，著名的如张霖的问津园、龙震的老夫村、查日乾的水西庄、安尚义的沽水草堂的艳雪楼；这些园林不仅花木葱翠，亭榭玲珑，令人赏心悦目，而且是人文荟萃之所。庄园主人广为接纳文士宾客，诗酒酬唱，挥毫泼墨，切磋学问，赏玩珍品，极尽风流雅兴。其中尤以占地百亩的水西庄为最，与扬州小玲珑山馆、杭州小山堂并称为运河三大私家名园，或曰运河文化的三颗灿烂明珠。这种人文荟萃之风一直保持了数十年而不衰，许多驰誉南北的文宗、名流莅临津门，有的过境小住，有的落户久居，推动了天津文坛的勃兴。道光年间，诗人梅成栋编成《津门诗钞》一书，内收元、明、清以来四百多位诗人、三千多首诗作，毓秀钟灵，蔚为大观，堪称天津文坛的诗品总汇。乡邦学人查为仁、金玉冈、康尧衢、崔旭、樊彬、华长卿、杨光仪等皆饱学之士，有文集传世。在书画艺术方面，天津也是人才济济，名家辈出。
文人结社之风在天津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３０年代，虽不免曲高和寡，但始终独领风骚。
（８）１８６０年天津开埠，列强占地开辟租界，清朝统治集团兴办“洋务”也以天津为基地，从而西方文化次第涌入，诸如基督教文化、近代科技文化、西方教育模式、西方建筑文化、竞技文化、音乐美术、娱乐文化等等，天津得领风气之先。当时国家处于政治动荡的历史时期，思想观念的变化，有助于对封建社会制度的批判，也有利于向城市近代化的过渡。１９世纪末被称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严复，在天津译书著文，宣传资产阶级“西学”，大声疾呼“变法”、“救亡”、“竞存”、“自强”，振聋发聩，唤醒国人，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
晚清统治危机四伏，列强侵略得寸进尺，妄图变中国为殖民地，在天津曾三次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帝风暴，即火烧望海楼教堂、义和团运动与老西开事件，惊天动地，可歌可泣!这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政治斗争，但可巧都是因为外国传教士的狂妄不轨而造成的导火索，也可说是中西方文化猛烈碰撞。虽然不排除其中带有某种程度的“排外”色彩，但斗争矛头直指列强侵略，敢于斗争，无所畏惧，发扬了天津人民的爱国爱乡精神。
综上所述，天津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扎根民间，兼容并收，异彩纷呈。过去曾有“天津是文化沙漠”的说法，显然不切合历史实际。
“吃的讲究，穿的时髦”，希望天津什么都比外地好。在当时已成为天津人的追求。
老天津风俗画，当时的天津已展现出令人称羡的近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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