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戈：精神生活是可鄙的么？一个信任文艺的人，骨子里往往有天真的东西，这个东西，让他们不务实，不适应生活，不够圆熟，合群，也不容易快乐起来——他们多半都是没什么财势的loser，但是也是这个东西，把人的心，距离缩小了。
我这两天在复读托尔斯泰的回忆录，《童年少年青年》，翻译者是草婴，我记得有次在央视看见他被采访，说他在文革里，被打成右派，体重不足一百斤的他，每天要扛一百多斤一包的水泥，有天听到卡哒一声就痛晕过去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十二节胸椎骨折，不好用绷带，也没药，加之他当时的身份，没有资格住院，就是躺床上等死。
草婴仰天躺在块床板上半年，吃喝拉撒都在上面，后来总算腰骨自己痊愈了，但也落下了沉疴。
我想起他翻译托尔斯泰全集，都是在文革之后的事，他是二十年代出生的，当时年过五十了，而他五十岁以后的作品，数量上不亚于他之前所有的精神分泌物。
《东坡志林》里，写苏东坡和儿子被贬海南，搭了个打珠的小船过海，风浪大作，风云压顶，他说了一句话，具体我不记得了，大意是，天若佑我过此关，吾辈必济。
我想草婴这个晚年奋发和苏东坡大难当头时的立誓是一个心意，就是，我见识了生之不易，一定要拿我从老天爷手里夺回的时光，做有益的事。
前一阵子家里有事，情绪非常低落，惶惶不可终日。每天都从家步行到绣球公园，再走回来。布鞋都磨坏了底，水泡变了老茧，最后成了鸡眼一样的角质层。
等到事情慢慢平息，我又开始看书，看杨绛回忆录，她说文革时不觉得苦，因为单位冷落他们，反而可以从容的看书，比沦陷区的时候幸福多了。
这些人，这些事，都让我深深的被打动。因为里面有信，望，爱。
后来猪头把文章拿到老周那边去，他们说不好，喜欢我过去刻薄的笔法云云，大概是觉得我太主旋律了吧，其实我想说的，不是杨绛不畏强敌的高尚品质，而是一个人与书本相亲，那种信任感，给我的感动。
很多人说，要远离文艺，投身生活。我不敢这样说，因为我不是知识分子，我不是知识的拥有者，传播者，或靠他为生的人，不具备这种亲缘关系，所以，对它只好持一颗敬畏之心，不能说它的坏话。
律师可以说司法不公，医生可以说医疗黑幕，劳苦大众可以说劳动低下，人都喜欢荼毒自己手边的东西。
我一朋友从十八岁第一次结婚，屡被骗财骗色，到现在四十出头，没孩子没男人，只剩一个坏掉的子宫，还有一身的情伤。
每次听她说苦难史都让我胆寒……
她与生活耳厮鬓磨，才有底气说生活的坏话。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文艺和生活就是敌对，二元的呢？
每年跳大桥寻短见的人，好像都不是知识分子啊，人家没知识，不代表不思考，不钻牛角尖。我一亲戚就因为少加了一级工资，撞车死了。
草婴在文革时翻译过灰皮书，就是一批翻译家，不署名的，每人几章，像流水线一样译出一系列世界名著，这些书，是当时中国仅有的外国文学著作，被多少青年秘密相传，爱若珍宝，染上了孩子们的手汗和轻尘，翻的边角都破烂了啊。
它们，是那个时代仅有的异于主流高大全文学、口号、语录的声音、精神火炬。
八十年代初，文艺作品刚刚解禁时，多少人在新华书店门口排队等着买它们。
草婴他们，就是传递火炬的人。而现在呢，特价书店遍地开花，知识垂手可得，学历人手一张，于是大家撇下嘴角，鄙薄着书本。从什么时候开始，精神生活成为可鄙的事情了呢？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返回俗世或是过精神生活的问题，而是信心。
文艺青年信任文艺，俗世之人畅饮一杯丰腻的世俗之水，求仁得仁，各得其所，信心与爱方向一致，人就会活得快乐浑然。
再看看草婴怎么说：“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所走过的道路，都是无怨无悔的。因为我觉得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里，我做了我力所能及的、最应该做的工作，我不曾有过自怨自悔的情绪。我精神上始终没有垮，所以才可以坚持下来。”
我并不想褒扬文艺青年，但是我的文青朋友们，都是非常温暖和真挚的，日常谈笑互娱，患难的时候扶持，就说这次我有麻烦，要给我汇款的，寄东西的，找关系的，坐火车和飞机来看望我的，都有，还有什么忙也帮不上的，就老给我打电话问进展如何，他们让我觉得不孤单。
一个信任文艺的人，骨子里往往有天真的东西，这个东西，让他们不务实，不适应生活，不够圆熟，合群，也不容易快乐起来——他们多半都是没什么财势的loser，但是也是这个东西，把人的心，距离缩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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